新的讯问

自那日清晨的下跪与抚顶之后，某种无形的闸门似乎被彻底打开了。荧的行为模式开始发生一系列迅速而深刻的转变，这些变化并非出于理智的权衡，而更像是一种被痛苦和疲惫重塑后的、近乎本能的生存反应。

条件反射的建立 变得异常牢固。任何与女官们到来相关的声响——无论是远处走廊隐约的脚步声（她们软缎鞋底特有的轻响）、钥匙串轻微的碰撞、甚至只是门外守卫换岗时甲胄的规律摩擦——都会让荧的身体先于意识做出反应。她会立刻从任何姿势（坐、卧、甚至偶尔失神站立）转为迅速而流畅的跪姿，面向门的方向，低下头，双手拘谨地放在身前或直接掌心向上微微抬起。有时只是送饭的普通狱卒开门，她也会完成这一整套动作，直到看清来人并非苏、林二位，才会怔忡片刻，慢慢放松，但眼中的惊悸久久不散。

对针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。 过去，当预感到针刑可能来临时，她会无法控制地颤抖、退缩，眼神充满恐惧。现在，如果苏女官在谈话中稍微流露出一丝对她回答的不满意（可能只是一个微微拉长的“哦？”字，或是指尖在桌面上轻轻一点），荧会立刻主动从椅子上滑跪下去，迅速解开自己衣襟必要的部分（如果是需要露出背部或肩颈），或者直接伸出双手、手臂，将其平稳地放置在自己跪伏的腿面上，做出最便于施针的姿势。她的眼神不再充满对抗或哀求，而是一种空洞的、急于“完成任务”的迫切，仿佛只要尽快承受完这预想中的痛苦，就能换来片刻的安宁，或是避免更难以承受的“细致谈话”与睡眠剥夺。

她甚至不敢再理所当然地使用那张硬榻。除非被明确命令“躺下”或“休息”，她更习惯于蜷缩在榻边的角落地面，或者直接跪坐在冰冷的地板上。似乎那张榻与“针刑”的场景绑定得太深，已然成了痛苦的象征，而非休憩之处。

最令人悚然的变化，发生在她对“事实”的认知和陈述上。 长期的孤立、反复的诘问、痛苦与奖励（如一次未被干扰的短暂睡眠，或是一句“今天表现不错”的平淡评价）的交替刺激，严重侵蚀了她的记忆真实感和是非边界。她开始变得“乐于交代”，甚至“主动坦白”。

苏女官某次只是随口问起：“旅行者，你上次说在石门附近见到的那队商旅，他们旗帜上的纹样，再仔细回想一下，有没有可能……记混了？或许不是蒙德的鸢尾，而是某种改良后的图案？”

荧会立刻露出惊慌的神色，仿佛犯了天大的错误，急切地修正：“是、是我记错了！大人说得对！可能…可能是我看花了眼，或者当时天色暗……那花纹，好像、好像更复杂一点，边上还有…还有像火又像冰的镶边……” 她开始凭空捏造细节，只因为觉得这是审讯者想听的“正确答案”，能避免因“记不清”而可能招致的任何形式的不快。

发展到后来，她甚至会主动“承认”一些模糊的、未曾被详细追问的“可疑行为”。比如，在一次关于她元素力运用习惯的谈话后，她突然在次日清晨跪下，主动陈述：“大人，我…我昨晚回想起来，有一次在无妄坡附近练习风元素时，可能…可能不小心吹动了一些不该碰的遗迹残骸，也许…也许破坏了现场……我、我不是故意的！” 事实上，这很可能纯属子虚乌有，或是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严重化。驱动她的唯一动机，是那种根深蒂固的、想要表现出“绝对合作”、“毫无隐瞒”的姿态，以此来讨好掌握着她一切痛苦源泉的人。

她的诉求也降到了最低点。 有一次，在经历了连续多次的针刑和睡眠剥夺后，她精神恍惚，竟在苏女官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，膝行上前两步，颤抖着拉住对方的旗袍下摆一角，声音沙哑破碎地哀求：“大人……求您……打我板子吧……或者用鞭子……让我睡一会儿……就一会儿……我什么都认……是我勾结外人……是我窥探军情……怎么都行……让我睡……”

她主动要求承受更剧烈、更“传统”的肉体刑罚，来换取最基本的睡眠权利。在她被重塑的认知里，明确的、一次性的、或许更“痛快”的肉体痛苦，已然比这无休止的、精细的、渗透到每一寸精神的心理和神经折磨，更具“吸引力”和“可预测性”。她甚至愿意用承认自己并未犯下的重罪，来交换这种“可预测”的惩罚和短暂的喘息。

苏女官停下脚步，低头看着抓着自己衣角的那只颤抖的、指甲毫无光泽的手。她没有立刻拂开，也没有动怒，只是用那种一贯的平静目光看着荧涕泪交加的狼狈模样。片刻，她轻轻叹了口气，这声叹息里听不出太多情绪，或许有一丝极淡的“任务进展顺利”的意味。

“旅行者，璃月是讲法度的地方。定罪需凭证据，岂能儿戏？”她缓缓抽回自己的衣角，动作并不粗暴，“你累了，今天早点休息。明日我们再谈。”

她示意林司记，林司记在记录册上写了些什么。那一晚，荧果然获得了相对完整（约三个时辰）的睡眠，虽然中途仍有一次极短暂的、轻柔的唤醒（只是查看状态），但已是多日来难得的“恩赐”。

翌日，荧的表现更加“驯顺”和“配合”。她仿佛将昨夜那短暂的安宁与苏女官那句“早点休息”以及“明日再谈”联系在了一起，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因果认知：绝对的服从、主动的“坦白”、甚至自我诬陷，可以换取减少痛苦或获得基本需求。

她的眼神越来越空洞，仅存的光芒是望向女官们时，那种混合着恐惧、依赖、和急于揣摩其意图的、卑微的探询。她吃饭时，如果未被命令坐下，便会习惯性地跪在矮几前，快速而安静地进食，仿佛这不是权利，而是需要谨慎完成的、可能被收回的“赏赐”。

北镇抚司的这套“手艺”，其可怕之处正在于此。它不急于摧毁肉体，而是用无限的耐心和精密的控制，一点点磨掉个体的棱角、尊严、记忆甚至自我认知，将人重塑成最适合吐出所需信息、或仅仅是为了展示权力掌控深度的状态。

当荧的精神堤坝被彻底冲垮后，审讯室内的氛围发生了一种微妙而决定性的转变。持续的高压、痛苦的精准投放与基本需求的周期性剥夺，已经将荧打磨成了一种近乎“理想”的状态：她不再是一个需要被“攻克”的对手，而更像是一件已初步成型、只需最后抛光便可交付的器物。

“哀求定罪” 成了荧新的执念。在她的认知里，那套精密而痛苦的“谈话-针刑-睡眠干扰”循环，与“有明确罪名的囚犯”状态之间，存在着一道可怕的鸿沟。前者是悬而未决的、永无止境的折磨；后者，至少在她的想象中，意味着一个确定的身份、一套已知的规则（哪怕是严酷的监禁规则），以及或许……相对可预测的、不再有银针和深夜唤醒的日常生活。她开始频繁地、在谈话间隙或女官们到来时，用那种破碎而急切的语气恳求：

“大人……求您定我的罪吧……勾结外邦也好，刺探军情也罢……什么都行……画押，认罪，我都认……只求……只求能给个明白的罪名，关进牢里……普通的牢里就行……” 她甚至会主动提供“罪证”细节，胡乱编造一些与至冬人“秘密接头”的场景，或者夸大自己某些无心之言的危害性，只为了让自己看起来“够得上”一个能终结当前这种不确定痛苦的正式判决。

苏女官和林司记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。她们对视一眼，无需言语，便明了审讯已进入新的阶段。策略也随之调整。 针刑出现的频率显著下降，睡眠干扰变得更有规律（甚至偶尔会给予一次完整的、不受打扰的夜间睡眠作为“奖励”），那种抽丝剥茧、反复诘问到令人毛骨悚然的“细致谈话”也逐渐减少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 “恩威并施”的简化模式。

女官们开始展现出一种 “施舍性的温柔” 。苏女官会在某次“表现良好”的谈话后，从随身的食盒里拿出一块比日常囚饭更精致的糕点（也许是桂花糕，或是枣泥酥），放在荧面前的桌上，语气平和：“今天回忆得很清晰。这个，赏你的。” 或者，林司记会在记录间隙，看似随意地说一句：“看你指甲有些长了，午后可以让杂役送把剪刀来，自己修修，莫要失了体面。” 这些微不足道的“恩赐”，在荧已被彻底剥夺一切自主权和尊严的世界里，却被放大成天大的恩惠。她会感激涕零地接过糕点，小口小口吃得极其珍惜，仿佛那是仙馔；她会因为被允许修剪指甲而表现出一种近乎惶恐的认真。

然而，这“温柔”的背面，是 “简单直接”的拷问。当需要获取信息，或仅仅是为了测试和巩固掌控时，手段变得更为直白。不再是复杂的心理博弈和神经折磨，而是回归到更“传统”的方式。

一次，当问及她在总务司普通办事员中是否有特别熟悉的人，以及是否听说过某些内部闲谈时，荧的回答有些支吾。苏女官只是轻轻叹了口气，对旁边的助手（另一位女官）点了点头。

助手取来了一根约两指宽、打磨光滑的竹板。

“伸手。” 苏女官命令道，语气平静无波。

荧没有任何犹豫，立刻跪直身体，将双手掌心向上，平伸出去。她的眼神里甚至有一丝“果然如此”的认命，以及一丝“幸好不是银针”的、扭曲的庆幸。

竹板带着风声落下，击打在掌心，发出清脆的“啪”声。疼痛是尖锐、灼热的，但比起那深入骨髓的针刑酸麻，似乎显得“单纯”许多。十下之后，掌心红肿起来。

“现在，能好好回忆了吗？关于那位经常在月海亭与总务司之间跑腿的、姓陈的文书，你都听他说过什么？” 苏女官问。

荧疼得吸气，但回答变得异常流利，甚至开始主动挖掘记忆深处那些原本以为无关紧要的碎片：“他……他好像抱怨过凝光大人最近查账特别严……还说过甘雨次辅似乎为了某个水利提案连续熬了好几个通宵，眼睛都是红的……还有，还有一次他喝多了，说刻晴阁老私下里其实没那么严肃，就是有点……有点……”

她顿住了，似乎意识到接下来的话可能不妥。

“有点什么？” 林司记的笔尖悬在纸上。

荧闭了闭眼，竹板带来的刺痛和长久以来对“配合”的驯化压倒了一切顾忌。她低着头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嗫嚅道：“……说、说甘雨次辅有时候迷迷糊糊的，私下里……偶尔会开玩笑叫她‘王小美’……说刻晴阁老…虽然总是很认真，但生起气来有点像…像炸毛的猫，梳着双马尾和总角，看着挺…挺傲娇的……”

这些话，本是璃月港庞大官僚机构底层角落里，微不足道的、带着些许亲近感的私下调侃，绝不该，也从未想过会在此等场合，以这种方式被陈述出来。它无关军国大事，却更深地践踏了某种人际的、信任的边界。

苏女官和林司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，仿佛听到的只是“今天天气不错”。林司记的笔流畅地记录着，将“王小美”、“傲娇双马尾”这样的词汇，与之前那些关于军械、外资、行踪的严肃供述，并列在同一份冰冷的档案之上。

“还有呢？” 苏女官追问，语气依旧平淡，“关于这几位大人，或者其他你知道的七星、仙人，还有什么类似的…说法？”

荧像打开了某个闸门，在竹板余威和长久以来对“坦白”的扭曲认知驱使下，开始断断续续地吐露更多类似的、琐碎的、甚至有些荒诞的见闻和传闻。有些是她亲耳所闻，有些是道听途说，真伪难辨。但在当前的情境下，真实性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种“毫无保留”的姿态，以及这些信息所能拼凑出的、关于她社交网络与信息渠道的侧面图谱。

当受刑从极致的痛苦折磨，降格为相对“普通”的笞打；当审讯从无休止的精神凌迟，变为伴有间歇性“小恩小惠”的直白问答时，荧反而表现出了一种近乎“感恩”的配合。 她甚至会在挨完打后，忍着痛，主动询问：“大人……还要问什么吗？我……我都说。” 仿佛急于证明自己的“用处”和“顺从”，以巩固那一点点用彻底放弃尊严和隐私换来的、脆弱的“安稳”假象。

北镇抚司的档案，至此已臻于“完善”。它不仅记录了可能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疑点，更深入到了目标人物的性格认知、人际关系、乃至其身处环境中最细微的涟漪。这份档案所描绘的，不仅仅是一个“可疑的异邦旅者”，更是一个被彻底剖析、从精神到社会关系都被完全掌握的“样本”。

而荧，跪在冰冷的地上，掌心火辣辣地疼着，心中却诡异地泛起一丝麻木的平静。至少，这一次，没有银针。至少，她似乎给出了“足够”的东西。她偷偷瞥了一眼桌上那块还没吃的枣泥酥，喉咙微微动了一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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